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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古船文化的中国印记

荷兰叫“丹”的地方多,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当地语言中“丹”是堤坝的意思。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一样都是堤坝之城市,今天这个城市许多道路仍建在“丹”上,我们正是沿着大堤来到鹿特丹古港,它已废弃,但仍“活”着,老式吊车还在,红色灯塔还在,古旧游船还在,还有特意选址于此的鹿特丹海事博物馆,在上演着四百年航海史的活色生香……我们访问鹿特丹海事博物馆时刚好是个周日,好在有中国驻荷兰使馆文化处杨晓龙主任事先接洽,该馆馆长助理彼特先生和两位收藏部馆员放弃休息专程接待了我们这个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考察团。

鹿特丹海事博物馆不仅选址独特,巨大而别致的内部构造也是它的一大亮点。它以一艘大船内部构造来架构各层展示空间,展区之间以钢铁跳板进行连接,露台上则可以俯瞰古港河道布局……这是它2013年大规模改建后的样子。鹿特丹海事博物馆(Maritiem Museum Rotterdam)实际上就是国家海事博物馆,馆内陈列着15世纪至今的船只模型、航海地图及各种仪器,甚至还有废弃的莱茵河游船,我们参观这里时,它正在举办一个“海洋探索四百年”专题展。在一幅真人大小的肖像画前,彼特先生停下了脚步,他告诉我们这位留着长胡子的人,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创始人和资助者。这个馆的前身即是他的名字命名:亨德里克(Hendrik)亲王博物馆。

亨德里克亲王是荷兰国王威廉二世与皇后安娜·帕夫洛夫娜的第三子。因为其航海兴趣非常广范,又是一位海军军官,被人称为“航海者亨德里克”。后来,亨德里克亲王还参与建设苏伊士运河,创建了荷兰蒸汽船公司和位于鹿特丹的荷兰第一个水上运动俱乐部——荷兰皇家游艇俱乐部。作为“航海者”亨德里克亲王喜欢收藏各国船模,他的船模收藏是这个博物馆的初期收藏,也是其基础藏品。资料显示,博物馆中许多藏品可以追溯到1852年,这一年亨德里克亲王坚持将荷兰皇家游艇俱乐部的展室进行装修,该展室在初期只对会员开放,慢慢变成了一个公共博物馆,1874年这个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它是荷兰最古老的航海博物馆。

亨德里克亲王的生平资料不多,只知道他结过两次婚,无子,王位传给了兄弟,第二任妻子还因遗产问题和他的兄弟闹得不愉快。其实,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亨德里克亲王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收藏的各国船模。

没能找到亨德里克亲王到过中国的资料,但彼特先生介绍,亲王不仅到过中国,还收藏了很多中国船模,为了我们这次考察,该馆藏品部提前从库房里搬出几件来自中国的古船模,陈列给我们参观和拍摄。其中有一艘特别珍贵的两米长的广州花船。据彼特先生说,这是当年亨德里克亲王接受的广州官员送他的礼物。我拍下照片,回国后请教了古船专家袁晓春先生,他说这是一条广式花船,也是出没的游船。我在晚清“通草画”中也见过这类花船,船上插旗上书“还乡进士”,可见此类船还有别的工用。另外,船尾的开孔舵,也活灵活现,它可以降低转舵力矩,使转舵省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藏品,现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

除了这件船模,该馆藏品部还为我们摆出一条福船,还有一个细长的龙舟,大约有一米长,上面坐着一排小人,有的在指挥,有的在划船,皆栩栩如生。这是一个经典款的中国龙舟船模,今天国内许多店家还在售这种精巧的船模。

随后,我们在小会议室坐下,双方正式寒暄后,切入正题。我们表示想研究贵馆和贵国收藏的中国古船模。彼特先生先表示十分希望与中国学者一起就中国古船模进行交流,他问张岩鑫博士,中国人造船模有什么实际用途。我们对他解释说:中国造船先民们主要靠两件东西造船,一个纸本则例(即工程样本),二是实物模型,这两样东西在中国乃至世界造船史都极有价值。

现在能看到的中国古代造船文献,最早的只有明嘉靖时期的“四大船政专著”,即沈启的《南船记》、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倪涷的《船政新书》;另一部是兵部车驾司所编的唯一的官方文本《船政》,仅存兵部右侍郎范钦的天一阁,为海内外孤本。清代造船文献比明代多,传世的有《钦定江苏省外海战船则例》《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钦定江苏省内河战船则例》,这三部清代匠作则例是清代官修的战船定例样本。但这些文献深锁宫中,常人无法看到。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曾编过系列清宫则例丛书,不知收录这些造船文献没有?

船模是图纸之外的重要规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前的历史了。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陶制船模,广州皇帝岗西汉墓也曾出土两千年前的木船模,但能传下来按比例缩制的帆船船模少之又少。中国古代船模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做真船前,做一个微小模型,而后按比例放大,做成实用大船。另一种则是将真船缩小,摆放在家中,保佑出海平安。

据我们了解,中国大批量漂泊在海外的古船模,主要是两批:一批是当年曾代表大清参加世博会的125件古船模漂泊在比利时;还有一批10余种几十件挴乐和收藏的古船模漂泊在英国;此外,荷兰作为当年的海上强国,也收藏了相当数量的中国船模,散落在荷兰的多个博物馆中,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地散落在其他国家。

彼特先生很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特别向我们介绍了,荷兰除这个馆外,还有莱顿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也都有一些中国古船模。彼特还专门跑到研究部找到荷兰收藏中国船模的珍贵档案送给我们,再次表示愿意中国学者共同研究这些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航海文化遗产。

随后,我们又来到不对外开放的藏品库,这真是一个航海阿里巴巴式的宝库,我们念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航海”的咒语,热情的荷兰学者就为我们打开了大门。库房里还有几排小型的东方与中国的古船模,都在架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编有号码。我们有幸见到了1666年和1669年荷兰地图制作与出版大师约翰·布劳的两幅中国南海地图,还有两大册极珍贵的反映清末社会生活场景的通草画,其中就有不少界画风格的江船、海船画,折射出西方人对中国船舰的浓厚兴趣。

晚清可不止一个梅乐和在搜集中国船模,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另一位英国人沃塞斯特(WORCESTER,中文名夏士德),民国初期溯长江而上,实地考察中国木船20年,后来出版了《长江之帆船与舢板》(我在定海钱兴国的船模店里,看到老钱用来参照做船模的老图纸,竟是这本书的复印本);还有一位长江拖轮航运代理商英国人邓耐利,也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中国帆船及各地船型》;甚至,法国海军远东舰队的奥德马,一边攻打马尾港、攻,一边考察并撰写了《中国的福船》……

西方人太爱船了,船是他们财富与世界;相反,明清中国则视船为天朝的叛逆和不安。正是在这样封闭的文化中,中国古船模被遗忘和遗弃了。而今,只能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西洋人保存这些中国船模,我会更加无语,更没法做此番西欧航海博物馆的系列考察了。

中国还剩有多少原版古船模,那一定是个悲观的未知数。据我所知大师级、大腕级、大款级、草根级……诸多高级别古船模研究者,手里都没有原版古船模。有消息说,世界造船企业一百强中,中国企业有46家。这样的消息证明了中国人造船天下无双,也再次让人感到古老的造船手艺,已渐行渐远……中国的学人,以继绝学为使命,中国的匠人,也以继绝活为使命;可古船模这份遗产,这门手艺,又由谁来继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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